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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精英为什么不懂民族主义了?

民族主义是西欧历史和文化的产物,西方人应该对其最为了解。然而,波士顿大学的莉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教授在最近发表于《美国事务》期刊上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指出,过去三年来欧美政治精英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口诛笔伐——特别是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及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普遍抬头——恰恰说明他们丧失了对西方民族主义的历史脉络和实际作用的理解。

西方精英把当前西方世界的内政和外交的诸多困境归因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言下之意是这两个“主义”越少越好。殊不知,他们的批评正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没有民族主义的立场,建制派精英想要维护的国内民主、全球化、国际合作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和制度将无从谈起。格林菲尔德教授因此痛斥这些精英们“完全缺乏自我分析”。“他们不懂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因为他们不懂周围的世界,他们也不懂他们自己。真是一个困境。”这真是当头棒喝!

民族主义起源于15世纪末期的英国。当时新上台的都铎王朝国王亨利七世急需一个统治阶级帮忙执政,但封建贵族都在之前的“玫瑰之战”中消耗殆尽。亨利七世因此只能从平民中提升贵族。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英国封建社会的秩序建立在基督教教义规定的“三级社会”之上,即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这三个截然不同、不可流通的社会阶层。它们之间没有平等性、包容性和流动性:贵族会以与平民为伍而耻,平民也不会去高攀贵族,神职人员则自认掌握了通向上帝的钥匙,是神圣阶层。但亨利七世由于政治的需要,打通了平民和贵族这两个阶层的壁垒。这个全新的历史现象,需要全新的理论解释。这就是民族主义概念和理论的起源。在英文中,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人民”(people)和“国家”(nation)这两个概念的复合体。“人民”即平民,“国家”在当时指的其实是代表一国的文化和政治权威的精英;而这种精英,从亨利七世起,就是贵族和平民的结合体。亨利七世的执政需要,使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得以流通,最终促成了“英格兰民族”的出现。

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基于民族主义的主权国家的根源。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民族主义史上另一划时代的事件。法国大革命不仅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概念,更带来了现代民主制度,虽然是在经历了革命变独裁的“恐怖”曲折之后。格林菲尔德教授因此指出,当前西方精英批评民族主义是民主制度的威胁,却不知民族主义是政治民主的历史根基;当前西方世界的政治冲突不是民族主义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冲突,而是民族主义和民主制度内部的冲突。

集体式的民族主义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上的分野和发展对现代世界的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种是公民性民族主义,即成为一国国民的标准是对该国文化和价值观的自我认同,法国民族主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公民性民族主义的发展有一个重要前提,即这个国家必须有格林菲尔德教授所谓的“尊严资本”,也就是该国的发展成就,特别是文化上的成就。公民性民族主义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基本上是正面的,至少没有造成不可弥补的灾难。

另一种民族主义——种族性民族主义——则不同。这是按照“血统”分类的民主主义,因此也被称作“种族沙文主义”。它对现代社会带来了巨大伤害,德国民族主义演变为纳粹主义的历史即是明证。种族性民族主义有一突出特点决定了其粗暴性和伤害性。通过种族定义民族主义的国家,通常没有太多的“尊严资本”,也就是说,它们的文化成就并不突出。德国又是明证。18世纪之前,英国和法国都不乏值得称道的历史文化成就,但德国则是寥寥无几。这是德国民族主义强调血缘的原因,也是纳粹德国千方百计弯曲历史来证明德国文化有1500年历史的原因。正因为种族性民族主义国家缺乏“尊严资本”,它们对掌握“尊严资本”的国家存在一种天生的自卑、嫉妒和仇视心理。一旦这种国家具备物质实力,这种政治心理就会爆发出侵略性甚至毁灭性。纳粹德国当然是最臭名昭著的例子。

公民性民族主义和种族性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解释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诸多重要冲突。充满自卑感和复仇心理的纳粹德国对包括文化鼎盛的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侵略是一例。当前西方世界(主要是美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另一个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例子。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解体后,阿拉伯世界分裂为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对西方世界也有一种深感自己落后的自卑感,也在寻找一种能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尊严资本”。冷战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标志。冷战结束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越来越多地从伊斯兰宗教中寻找“尊严资本”。西方国家对阿拉伯世界压得越狠,阿拉伯国家的自卑感和仇恨感越强,中东的乱局就越发不可收拾。

俄罗斯是种族性民族主义的另一重要例子。从彼得大帝的时代起,西欧国家一直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他者”,俄国精英一直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从彼得到普京的将近400年间,强度虽有变化,但从未消失过。彼得让俄国统治阶级模仿欧洲社会的风俗习惯,斯大林要让苏联成为与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普京要重振俄国的雄风。这些作为的直接原因当然各有不同,但它们的文化根源是一致的——都是俄国精英通过与西方竞争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自卑感从而提升西方国家对自己的尊重的尝试。另言之,它们都反映了俄国寻找自己的“尊严资本”的意图。

俄罗斯的例子很重要,因为西方——特别是美国——严重误判了普京对西方挑战的历史和文化根源。美国精英认为美国在美苏冷战中胜出是西式自由对苏式独裁之胜。这种意识形态式的解释导致他们认为美国可以继续压制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因为美式自由看起来是无往而不胜的。然而,他们低估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韧性和狂性。普京强占克里米亚,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对美国胜利主义的反扑,是想灭灭美国的狂妄,发泄一下自己的愤懑。西方精英不理解俄罗斯的这一政治心理,他们也就无法理清与俄罗斯的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克里米亚事件后批评俄罗斯不遵守国际法;殊不知俄民族主义的自卑性和反扑性才是问题的根源。

中国又如何?格林菲尔德教授对中国民族主义有相当的敬意,认为中国的崛起正是依赖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她很正确地指出,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是要让世界给予中国应有的尊严。她进一步指出,中国民族主义与西方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民族主义都不尽相同。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包括俄罗斯),起源于以犹太教-基督教为根基的共同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然而中国是另一个文明,是一个独树一帜的文明。历史上,中国从未以西方为榜样,只不过近代西潮东渐以来,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从来都不是全盘西化,而是选择性的。格林菲尔德教授忽视了“百年国耻”导致的中国人精神状态中的自卑感,但她说“最终,中国不会认为自己不如西方”。这是真知灼见,因为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中还有往昔盛世带来的优越感。

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发展,取决于中国政治精英和社会阶层如何处理好这一优越感和自卑感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民族主义大概不会演变为德国式和俄国式的种族性民族主义,因为中国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而且中国有辉煌文明积聚的强大的“尊严资本”。但中国民族主义是否会发展为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性民族主义,也是一个问题。也许中国民族主义将走第三条道路,盖因中国文明自成一体。

© 2019年4月26日首发于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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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张锋博士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高级讲师、贝尔亚太事务学院副院长、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曾执教于北京清华大学与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南海问题、亚太安全、东亚国际关系史及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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