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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朗对峙解决,中印不应论输赢

2017年6月16日,中国在西藏自治区亚东县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6月18日,印度边防部队越过中印边界线阻挠中方修路活动。8月28日,这一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对峙事件得到外交解决。外交部发言人称, 印方已经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同时,鉴于现场情况已出现变化,中方将根据现地情况作出必要调整和部署。印度外交部也于当天作出类似声明。

根据两国官方声明,具体情况应是,印方在确认中方暂停修路的情形下先撤离,其后中方人员也从对峙点回撤。现在中国民间舆论出现了“中印谁输输赢”的争论。但对此次对峙的分析,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论输赢,而是双方将从这一事件中汲取何种经验教训,以及双方将如何在未来处理边界争端和两国战略关系。

不应论输赢

若论输赢,双方都可以摆出证据为自己正名。中方虽然暂时不修路,但从边防部队将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的声明可知,中方在当地的存在不仅并未因此而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与此同时,中方并未作出将来不在该地修路的承诺,也不可能作出此类承诺。外交部发言人在8月29日进一步表示,中方“将综合考虑天气等各方面因素,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有关建设规划”。这说明,洞朗地区的设施建设仍在中方计划之中,只不过目前为外交大局考虑而暂停6月的修路工程。

外交解决此次对峙事件,中方达到了印方越界人员和设备撤离的目的,印方达到了中方暂停修路的目的。虽然结果对中国而言并非完美,但在当前情况下,不是一个最坏选择。

不少民间舆论,特别是网络民族主义声音,认为中方应乘机给印度一个教训,甚至是复制1962年的边界战。但如果中印在洞朗发生冲突,结果很可能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对中国而言,外界将强烈质疑和平发展是否还是中国的大战略,而冲突本身将给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战略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已经在亚太周边面临多项外交挑战或困局,包括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以及悬而不决但有战争风险的朝鲜核问题。中印冲突在此时爆发,对中国外交战略大局不利。从纯军事角度看,中印在洞朗地区的军事实力各有千秋,中方占有地势高的战术优势,但印方的防御工事和后勤保障极为牢固。更重要的问题是,一旦战争爆发,将如何善后?取得类似1962年的速战速决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没有任何军队可以保证战事将完全按照战前计划进行。

对印度而言,1962年大败导致了其战略心理上的劣势,目前的总体军力不足以及随时可能爆发的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也是制约其动武的重要因素。正因如此,两国边防人员虽然在洞朗地区对峙,但谁都不愿走出冲突的第一步。

输赢论不仅对分析这一事件没有多大价值,而且会对未来中印战略关系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旦武断地界定输赢,输的一方将因羞辱感而怀报复之心,赢的一方则不免滋生胜利主义情绪,降低对未来争端和危机爆发的风险的敏感性。如果中印双方以这种思维看待此次事件,它们处理未来边界争端和战略关系的外交智慧将因此下降,这对任何一方都不是好事。实际上,输赢论以及由此而来的民族主义和胜利主义情绪是导致1914年欧洲列强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中印如何汲取经验

摒弃输赢论,中印双方更应关注的是如何从此次事件中汲取战略判断和危机管理的经验。

此事因中方修路而起,但何以修路竟能导致两军对峙?在中方看来,印度以第三方介入不属于其领土争端范畴的中方施工活动,这完全是印方的误判,因此需要对此事负全责。在印方看来,中方在洞朗地区修路将恶化印度的战略环境,因此中方误判在先。

此类争议无法在官方原则层面得到解决。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重要的是此类战略误判之争在历史上并不罕见,而且它们有相当大的导致大国冲突的风险。关键不在于一方如何看待或解释自己的行为,而在于如何理解并应对对方的行为,以及在这一战略互动的过程中双方的战略认知能否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

中方修路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纯粹技术性的,即为了守边需要和改善当地军民生产生活条件。这也是中国的官方立场。但在南海造岛后,外界认为这一解释已经没有说服力。另一是战略性的,即通过修路加强对当地的控制,使中印力量对比朝着对中方有利的方向转变,也许还隐含削弱印度对不丹的控制的目的。这类观点主要来自外界。此外,中方对近年来印度加强与美国、日本、越南、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不满,更不满莫迪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抵制。因此有人猜测这次修路是中方对印方最近政策不满的某种信号。

从印方的角度看,不管中方修路是出于纯技术原因还是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印方决策者必须从战略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军方和安全部门的思维定势是“最坏打算”,宁愿认为中方是要削弱印方在当地的战略优势,也不相信中方仅仅是为了守边需要和改善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条件。

当然,修路问题有其特殊性,在洞朗地区修路与在中印边界其他地区修路产生的效应不尽相同,需要区别对待。印方认为,中方在洞朗地区修路将不仅威胁到对其领土完整而言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西里古里走廊的安全,还将削弱其自封为不丹保护国的战略信誉。西里古里走廊是印度防卫东部诸邦的战略要冲,也是为不丹提供安全保护的保障。

这些当然都是印方的主观意见。印方的误判在于它低估了中国对加强洞朗地区控制的意愿。中国修路其实早已有之,这次修路只不过是中方长期建设规划的一部分而已。但是,中方有一些人士把印方观点全部归类为恶意炮制的奇谈怪论,不免也陷入了误区。国际关系中的战略互动的结果取决于相互认知和判断,而误判经常建立在轻视、忽视或无视对方立场、关切与信号之上。

按照外交部的说法,中国边防部队是从纯技术性的角度进行修路行动。由此推断,相关决策部门可能没有从战略层次考虑修路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做出相关预案,因此才会对印方介入感到如此意外;或者他们预测了这个可能性,但认为并不是大的障碍或挑战。

当然,要在事前预测印度会首次越过边界而介入中方的道路施工,这确实相当困难。但反过来讲,中国相关部门对印度对洞朗地区的敏感性不会一无所知。也许,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战略界长期以来对印度的轻视。中国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中大捷,很多人开始轻视印度军事实力,而印度长期以来独树一帜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则让他们低估了印度的战略决心。这种轻视印度的倾向在中国有些媒体对此次对峙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中表现得很明显。

其实,随着印度国力的增长,其反对中国相关政策甚至与中国对抗的意愿也在加强。中方认为中国这几年的实力和战略决心都在上升之中,但印度又何尝不是如此。冷战四十年,印度能一直坚持不结盟的外交姿态,这种战略决心和信念是不可小觑的。中方如要对印施压,主要着力点必然在安全与军事上。中印经贸关系基础薄弱,中方在经贸上对印施压缺乏筹码。但选择安全与军事上的强力政策,需要合适的时机与条件。

另外,必须指出,中方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对印方评估中国在洞朗问题上的策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印方从南海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策略是通过造岛或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来加强对当地的控制,逐渐建立战略优势,从而在解决领土争端的过程中占据先机和优势。他们因此决意阻止中方在洞朗地区复制这一策略。印方的这种判断也许完全基于对中方政策的误解之上。然而,在国际政治中,特别是在大国争端之中,“误解”经常要比“正解”更能影响事态的发展,也更具摩擦和冲突的风险。印方的这种判断,也说明战略问题经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中方的南海政策能影响到中印领土争端问题。这种联动效应,应是中方密切关注的。

本次事件的潜在影响

此次对峙事件,对中印关系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短期来看,中印关系将恢复正常,特别是在金砖峰会将于9月3-5日在厦门举行的情况下。但长期而言,关键的问题是这次事件是否会改变印度对中国的战略认知与判断。从1962年边界战争以来,印度一直都对中国抱有战略疑虑。上世纪80年代后,印度领导人认识到改善对华关系符合印度利益,印中关系因此回暖。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曾一度希望加强对华关系,但成效甚微,到今年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明显分歧。

此次洞朗对峙是在这三十年来中印关系从总体改善转向有所恶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印度是否会由此而用现实主义的安全战略视角重新审视对华关系,从而从疑华、忌华、防华转向制衡中国?是否会进一步加强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越南等国的战略关系?长期以来,印度因其历史、宗教和文化因素坚持外交不结盟原则,并认为亚洲国家应联合起来应对西方帝国主义在近代史上对亚洲各国造成的巨大伤害。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印之间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认知。也正因如此,中印虽然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且是同处亚洲的邻国,但中印之间因为实力因素而导致的结构性矛盾并不如中美关系或中日关系那么明显。此次对峙,是否会减少印度对中国认知中的历史文化的成分而加剧其战略竞争的成分?

印度会从此次事件中得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是否会认为挑战中国的领土主张并非不可企及的目标;而且,在包括修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可以简单地通过阻止中方施工就可达到目标,而不需动用额外的外交和军事资源?是否会认为对华强硬是处理与中国领土争端的有效之举,甚至认为以第三方身份介入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可取之道?如果这是印度的结论,那对中印关系未来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但从其战略界和媒体对印度政府此次处理方式的普遍赞同来看,印方得出这种结论的可能性并不低。

观察此次中印对峙的其他亚太国家会从中得出何种与它们的对华政策相关的结论?它们会否认为第三方介入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关系,就像此次印度介入中方在靠近不丹的边境地区的修路行动,可以取得限制中国战略进展的效果?这一结论不免加强相关国家与中国对抗的战略心态。美国的强硬派恐怕会因此而认为,防止中国在亚洲的战略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仅仅依靠当事国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第三方国家的介入。这一逻辑一旦被美国政府接受,美国将可能以第三方的姿态介入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争端之中,特别是在南海,而美国可乘机强化其在亚洲的同盟和伙伴国体系。

这些战略态势是否会出现以及会在何种情况下出现,是中方需要认真研判的。

©️首发于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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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张锋博士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高级讲师、贝尔亚太事务学院副院长、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曾执教于北京清华大学与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南海问题、亚太安全、东亚国际关系史及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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