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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放安倍一马吗?

 

当地时间2015年8月15日,韩国首尔,当日是韩国光复70周年纪念日,韩国民众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安倍谈话,要求日本政府就历史问题道歉。 CFP 图

日本二战战败投降70周年之际,8月14日下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经过所有内阁成员同意的谈话,阐述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令人失望的是,虽然安倍讲话提到了1995年“村山谈话”中的“殖民地统治”、“侵略”、“痛切反省”与“道歉”,这些全部都只是形容或引用往届政府的立场。这一措辞的“技巧性”已经说明安倍本人并不认同“村山谈话”的精神 。

不过,虽然安倍并没有反省日本对中韩等亚洲国家的侵略,我们国内还是出现了放安倍一马的声音。有评论说,安倍谈话毕竟提到了“侵略”和“道歉”的字眼,因此是很大的进步,需要予以肯定。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应该宽容一点,应当不断释放善意,而批评安倍是我们缺乏自信的表现;中国应该发扬汉唐泱泱大国的气度,不能那么小心眼。

其实,几年前,就已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停止反复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因为据说中国国内和日本国内都出现了“道歉疲劳症”,老是要求道歉,容易引起日本民众的反感,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相反,中国应该面向未来,把历史问题放一放,淡化过去不愉快的历史,认识到日本战后对地区和平与发展的贡献。

但是,能不能放安倍一马,需取决于安倍谈话本身,取决于这篇谈话是否给了我们足够的理由来释放宽容的善意。事实是,安倍不仅没有修正其右倾史观,反而是要把他的历史修正主义合法化。

日本千叶大学蔡孟翰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倍谈话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反省历史,不理中韩,对西方交代了事;面向未来,联美拉澳,向中韩喊话示威。”这篇谈话虽然没有正面否定“村山谈话”,却颇有技巧地暗中颠覆了“村山谈话”的精神,是一篇绵里藏针、阳奉阴违的“伟文”。

这一观点代表了很多分析家的共识。台湾大学教授石之瑜对安倍谈话真意的概括也很精辟:“他利用技术性表达歉意的机会,对更高层次的日本近代史予以正当化,并将一度中断的脱亚入欧国策,衔接到当前反中入美的国策,延续150年来的蔑华史观。在中国要求歉意的基础上,狠狠羞辱了中国。安倍主政期间,中日关系难有预期,而这应该正是安倍之所图。”

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同事也指出安倍历史叙述的错误是有意为之,他实际上是在说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是因受到西方国家的压力而不得已为之,完全掩盖了侵略的本质,并模糊了侵略与防御的区别。安倍谈话只会加大世界各国对日本历史问题认知的差异,因此对东北亚和解有害无益。

持论公允的西方媒体也有同感。《金融时报》的报道就开门见山地指出安倍没有对日本的战争行为作出明确的道歉。《纽约时报》也指出安倍只不过是回应了日本往届政府的立场,但并没有给出自己的道歉。该报一篇评论指出,安倍极不情愿为日本的历史问题负责的态度是错误的。

美国政府称欢迎安倍的“深刻反省”,但这既是因为这篇谈话有所收敛的历史修正主义没有挑战美国的底线,也是因为美国对日本有应对中国崛起的现实战略需要。但这种态度是让现实主义战略考虑突破了历史道义底线,正体现出其国际正义感的缺失,对东北亚的历史和解有弊无利。美国在这一点上难说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实际上,日本国内有正义感的学者早已看穿了安倍谈话的言下之意。比如,上智大学教授中野晃一认为,安倍谈话的真意根本就不在于要和亚洲国家和解。“村山谈话”的对象是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韩国,安倍谈话则主要是为了取悦美国。如何取悦美国?承认二战时挑战美国是个错误,但现在得到了美国的谅解,并将坚定支持美国的国际领导权。在这一点上,此次安倍谈话与他今年4月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如出一辙。

在安倍看来,日本之“错”与“罪”并不在于对亚洲国家的侵略与殖民,而在于挑战了美国,因此是个国际战略错误,而不是违反人类正义与良知的道德沦丧。这就是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用蔡孟翰教授的话说,就是“洋人吃得下去的靖国史观”。

在日本、台湾地区甚至西方世界的学者与媒体都能看出安倍谈话之阳奉阴违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轻易放安倍一马,日本右翼分子岂不暗中窃喜?在安倍甚至不承认日本曾经侵略过亚洲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自作大方地表示宽容并释放善意吗?现在我们常喜欢拿汉唐泱泱大国的例子来激励自己。但汉唐外交到底如何,我们却语焉不详。如果汉与匈奴或唐与突厥之间存在此类历史问题,不知汉武帝或唐太宗是否能放得过他们?

中国当然需要自信,但自信需体现在对中国复兴的信心以及不惧怕日本军力的增长和美日同盟的强化,自信不应体现在放弃历史问题上的正义立场或者进行无谓的以德报怨或自作宽容。

《论语》有这样一段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孔子的意思是我们不要滥施感情(如老子),但也不能一切以利害为准则(如法家),而是需要追求实用理性。孔子的“老思想”似乎比现在的某些“新思维”对指导中日历史问题更合理、更有用。

现在国内还有一些人认为,中日历史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中日存在现实利益冲突。这是把历史道义问题与现实利益问题混为一谈,其实正中安倍之下怀。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日本永远都可以说正是中国崛起导致了利益冲突,导致中国老打“历史牌”,这样就轻易地转移了问题的本质,反而把矛盾转嫁到中国头上。如果我们采用这种逻辑,那就是上了安倍的当。

我认为中国的对日政策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政府在涉及大是大非的历史问题上的原则性立场是正确的。安倍所谓日本不能反复道歉并称不希望下一代继续道歉的说法,是争取并影响国内与国际民意的一种策略,目的是要把注意力从日本对历史问题的真正态度,转移到中韩要求道歉的外交诉求上来。此中真意,我们不可不察。

其实,东北亚历史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道歉这一外交细节本身,而在于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不断挑战中韩历史认知底线并导致中韩与日本关系的恶化。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认为中日之间历史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中国不断打“历史牌”的缘故。然而,就算中国打“历史牌”,也总得有打“历史牌”的借口。真正的根源在于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总是能给中韩火冒三丈的理由。
东北亚历史问题是一个涉及大是大非的国际道义问题,只要日本不深刻反省,这一魔障就无法去除。不幸的是,日本政府从小泉到安倍政权这十多年来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表明,日本政治精英已经在政治保守右倾化与历史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虽然日本民众对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颇为反感,但民间力量能否阻止精英层的右倾化趋势是一个大大的未知数。这次安倍谈话,日本国内支持者47%,反对者38%,民意的分裂可见一斑。

这也说明,中韩等亚洲国家在抑制日本右倾化与历史修正主义等问题上的努力没有效果,或者说,中韩在历史问题上的对日政策是失败的,口头上或者通过外交声明要求日本正视历史的要求是没用的。当然,我们不能寄望中韩甚至美国能从根本上影响日本国内政局与思潮——日本要在右倾化的道路上走多远终究是日本人自己的事——但一个有效的策略至少能对日本政界与民意施加影响,从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右翼势力的扩张。我们需要针对性更强的对日新策略,我会在下一篇专栏中谈一些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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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张锋博士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高级讲师、贝尔亚太事务学院副院长、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曾执教于北京清华大学与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南海问题、亚太安全、东亚国际关系史及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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