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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已成往事,中国该如何应对美国“守成偏见”

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外交大战略的目标就是维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特别是军事和金融霸权。这个目标在冷战刚结束时还算可以理解:当时,苏联解体,日本经济迷失,欧洲失去对“硬权力”的兴趣,中国刚刚崛起——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组织能制衡美国霸权战略。

但即使在美国单极体系全盛的20世纪90时代,全球霸权的目标也是幻想多于现实。实际上,美国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短暂的十几年间取得过霸权地位。194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世界总量的35%,但这主要是因为传统强国的经济都因二战而接近崩溃的缘故。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全球经济比重保持在20-25%左右。在军事实力上,美国确实是一枝独秀。但从早期的朝鲜和越南战争到最近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来看,美国军事霸权转化成国际影响力的实际效用并不高。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美国霸权的泡沫化成分更加突出。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各领域,美国的领导力都令人失望。

然而,虽然世界早就进入了后霸权时代,华盛顿却还是抵不住霸权的诱惑,还想维持其权力全盛时期留下的秩序安排。比如,在对华政策和亚太秩序上,美国对中国影响力的扩大极为警惕,反对盟友加入亚投行和介入南海争端就是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最好的例子。

这也不难理解。霸权国总是对自己的霸权有着美好的记忆,总不甘心将之拱手让人,因此其首选的战略就是维持现状,也就是当一个所谓的守成国。但是,当霸权已成往事的时候,守成国又从何当起?

美国的“守成偏见”

在国际政治的后霸权时代,美国还是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它已无法主导所有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议题;中国正在成为重要性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但它还不能对全球治理施加决定性影响。

美国单极世界显然已成历史。但我们正在进入以中美为核心的两极世界,还是中美欧日印俄等各大国共治的多极世界?相比于单极、两极或多极,也许后霸权时代的国际政治将是“无极”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核心领域发挥决定性影响。

现在,美国外交战略的头号问题乃是基于霸权幻想的“守成偏见”,即认为它还能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与军事等领域的主导地位。这种守成偏见很容易得出中国崛起将挑战美国霸权或主导地位的结论。但如果美国霸权已经不在,挑战又从何说起?在“无极”时代,并不存在谁挑战谁的问题。“无极”时代的核心问题是各国如何通过合作推进全球治理,而不是从短期自我利益出发经营势力范围。

这种守成偏见,在更深的层次上,也许还反映了一种美国式的国际战略思维。这种思维强调国际政治基于特定的物质实力分配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只要实力分配的根基不变,国际政治的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

但这种逻辑的困难正在于解释变化,而实际上国际政治实力分配重组时有发生,国际政治的本质也经常随之变化。当变化发生时,美国式思维的应对方法就是笼统的“权力转移理论”,其核心结论——权力转移经常导致战争——也算是“粗暴型”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典型。

为什么这一思维模式在解释变化时要么无能为力,要么诉诸像“权力转移”这样“粗暴型”的国际关系理论?因为它没有认识到,从长远看,变化——而非稳定——才是国际政治的常态。现状守成国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美国当不了,中国也不是。

中国学者该怎么办

守成偏见是美国外交战略的致命缺陷,因为从长远看,霸权守成是一个不可能维持的目标。它对世界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我们能把全球治理的重任交给美国一个国家么?21世纪以来的美国外交实践,使我们对美国在全球治理上的信心和信任度不升反降。

同理,既然国际政治的长远本质是变化,我们也没有必要强调中国是个现状守成国。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到底是个守成国还是修正国的问题,成了近来西方学者争辩中国外交的一个焦点。但这个问题颇有点伪命题的嫌疑,将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限制在了守成还是挑战的两个极端。美国学者提出这个命题尚可理解,但中国学者不应该接。我们更应该研究国际秩序动态变化的理论与历史。

其实,中国式思维一直都是强调动态变化的。比如,对于国际秩序,习近平主席说要“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中国动态变化思维的一个极好体现。

但不少美国人或是完全忽视了这一表述,或是认为这是中国外交话语“假大空”的又一表现,而没有认识到这种对于国际关系的动态认识有着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的逻辑支撑。而这种强调动态变化的思维对于理解国际政治的历史演变,比美国式的静态物质性思维更有优势。和守成国或修正国相比,我们应该说“中国是国际秩序合理变化的推动者”。在国际政治思维与话语中,我们接受了太多的西方概念、理论与逻辑,甚至有时堕入毂中而不自知。

当然,我们没法改变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但如果他们的战略逻辑本身不符合国际政治变化的本质,那这些战略将最终被淘汰。我们希望美国大战略能够成功,因为一个失败的美国对世界稳定并不是好事——但不是基于静态物质性思维的霸权守成战略,而是基于动态变化性的后霸权战略。这种根本性的战略变化颇为不易,至少不是短期能完成的,但国际政治历史变化的大潮最终会将美国推向这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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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张锋博士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高级讲师、贝尔亚太事务学院副院长、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曾执教于北京清华大学与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南海问题、亚太安全、东亚国际关系史及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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