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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外交学人:争辩中国外交话语

5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徐进博士对拙文提出了一些极有见解的质疑和批评(徐文与拙文附后),对此我十分感谢。不过,徐进博士的反应却有不少对拙文误解的地方,我在此作一简要回应。
拙文想表达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外交话语的某些部分存在模糊与含蓄的特点,这与中国文化的整体关系性思维有关。因为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追求个体明晰性,中国的宏大叙事有时在西方人眼里就不免有点大而空。


拙文讨论集中在中国话语体系本身的特点,但徐进博士的反应完全转移了话题,认为西方抱怨的背后是中西之间的利益和权力之争。我不否认话语与权力之间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但这却不是拙文讨论的重点。对于拙文的主要观点——中国话语追求宏大叙事——徐进博士并未提出质疑,也没有进行讨论。
徐进博士引用了法国哲学家福柯关于”话语就是权力“的观点。这是颇令我惊讶的,因为福柯是“后现代主义”大师,而徐进博士后文提出的“实力强的一方掌握话语权”却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甚至接近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是不相容的。福柯所谓的“权力”和现实主义理解的“权力”完全是两码事。
徐进博士似乎认为只有西方人才觉得中国外交话语难懂。但在对拙文的评论里,有不少网友认为中国话语存在“不直接、打太极、含蓄、狡猾”的特点,可见抱怨的不只是西方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达巍博士有次参加关于中国外交的研讨会后感叹,会上许多人都抱怨中国外交理论让人看不懂,而这些参会的人都是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也许徐进博士认为中国外交话语没有什么难懂的,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对中国外交已经有了极深刻的理解之故,但这样深刻的理解却不是人人都有的。
徐进博士指出西方人和非西方人对中国话语的反应不同,俄罗斯、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就不说“合作共赢”大而空。但这其实印证了拙文的一个核心观点: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拙文写到:“对接受中国共赢观念并加入到‘一带一路’合作中来的国家,更加强调共赢并辅以具体的政策说明。”我认为“合作共赢”的说法在不少场合有很好的效果,而且以后的效果会更大;但同时,中国外交话语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事务必须具有针对性,从而让“合作共赢”这样纲领性的概念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徐进博士认为中国外交话语的原则要以我为主,不必太顾忌对方的理解问题。任何一国的外交话语都以本国为主,这是毫无争议的。但在以我为主的同时,是否也要让外界听得懂呢?以我为主是否等同于自娱自乐呢?更重要的是,以我为主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加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说服力的目标呢?说服力当然远非国际政治的一切,但却是一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能让其他国家做它们本来不想做或者防止它们做本来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其实是一国权力的重要成分。
徐进博士指出中国外交要做到言行一致,对此我是完全赞同的。拙文的重点在于讨论话语,但完全没有贬低政策行为的意思。拙文曾建议:“在现在的整体性大概念下,必须辅以具体细化的政策说明来支持这些概念所要表达的主张。”这其实就是指言行一致。“言行一致”需有言有形,“行”从根本上更重要,但没有了“言”也不行。缺了“言”,言行一致又从何谈起呢?

东方策|为什么抱怨中国外交难懂的总是西方人?

徐进

2015-05-21 07:10 来自 外交学人

几天前,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张锋博士在其“天下会”专栏中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外交话语这么难懂?(原文见文后的“相关阅读”)
他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国话语追求宏大叙事,习惯于用几个抽象的概念概括出中国外交的精髓,‘合作共赢’就是极好的例子。这大概和中国人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有关:我们追求整体综合的思维,习惯于用整体容纳个体,这和西方从个体走向整体的思维方式正好相反。”他又指出:“虽然中国的整体关系性思维具有理论优势,中国话语面对的具体问题却不是哲学理论的问题,而是如何说服世界的实际外交问题。”
阅至此处,笔者心中反生出一个问题:谁认为中国的外交话语难懂?看完张锋博士的这篇文章,他似乎通篇在说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外交话语难懂,因此中国外交重在说服西方,因为说服西方就解决了说服世界的实际外交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题目应当改为“为什么西方人总抱怨中国的外交话语难懂”?
不过,张锋博士似乎自问自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其实西方的聪明人多的是,理解中式概念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们担心话语背后的利益和权力之争。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西方的聪明人能懂中国的外交话语,心里也明白话语背后的利益和权力之争,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抱怨?这个问题张锋博士没有触及,我来触及一下。
一位名叫福柯的西方哲人说得很透彻:话语就是权力。那么西方人抱怨中国外交话语难懂其实是在抱怨国际关系概念、理念或规则的定义权和解释权有向中国转移之势。在这方面,西方、非西方和中国的态度取向截然不同。
比如,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双方的理解有所不同。结果按张锋博士的说法,中国疲于解释,美国疲于被解释,时间一久就失去兴趣了。我看双方都搞得很“疲惫”,其实表明美方不想让中美关系的定义权转移到中方手中。当以前美方提出什么“利益攸关方”、“共同进化”、“G2”、“战略竞争关系”时,中方人士(从官员到学者到媒体)都在不厌其烦地探索其中的奥妙,生怕遗漏了些许微言大义,那时没见双方人士有“疲惫”之感嘛。怎么当中方提出一个概念时,美方人士就不好理解了呢?难道stakeholder或coevolution就比“新型大国关系”更好懂?或者说,为什么我们有整体性思维的中国人并不抱怨具有个体性思维的美国人提出的外交话语?
当我们提出“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时,张锋博士介绍说,一位并不反华的澳大利亚学者批评这个概念太模糊、大而空,看不出中国外交到底想干什么。可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样的声音在非西方世界较少听到呢?为什么俄罗斯或韩国人士不说“合作共赢”是个大而空的概念呢?
行文至此,我想大家都看明白了,在不对称关系中,实力强的一方掌握话语权。当另一方崛起并试图争夺这一话语权时,抱怨、指责就出现了。所以美方(或西方)会抱怨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或合作共赢有这样那样的不是,而非西方国家的态度则淡定的多,你看巴基斯坦人士就不抱怨“中巴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难以理解嘛。
最后谈一谈张锋博士提出的“说服世界”问题。我看用外交话语“说服世界”,或者换一个更动听的说法,用“讲好中国故事”的办法来说服世界纯属mission impossible。历史上从没有哪个国家能说服全世界,今后也不会有。对于中国来说,今后的外交话语原则上要以我为主,不必太顾忌对方的理解问题,其实现在中外交流频繁,理解中式概念不是大问题。倒是我们需要明白,外交话语是一种外交信号,其作用不在于说服,而在于表明政策立场并暗示行动原则与方向。因此,外方人士(包括西方和非西方人士)可能更关心的是中国外交是否能做到言行一致,因为行动比话语更重要。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

天下会|为什么中国的外交话语这么难懂?

张锋

2015-05-15 09:58 来自 外交学人

中国在向世界解释自己的外交政策时,总是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总是希望能够说服外界“中国的复兴是件能使全世界获益的好事”。
几年前,官方宣传的常用表述是,中国崛起是个机遇而不是威胁。最近几年,最能体现这一良好愿望的则首推一个“共”字。中国在国际政治规范层次的大目标是要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一带一路”这样的具体倡议上,官方文件则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中国是真的很想让外界知道中国外交的动机并非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是有不少为其他国家的无私考虑。
但是,外界在接受中国的这一套外交话语时,却有不少的困难与疑惑。这主要并不是因为中国话语深奥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有些中国概念与表述确实比较抽象(如“义利观”、“命运共同体”等),很有细化和具体化的必要,但国外聪明的人有的是,抽象化语言本身并不构成理解的障碍。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国话语追求宏大叙事,习惯于用几个抽象的概念概括出中国外交的精髓,“合作共赢”就是极好的例子。这大概和中国人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有关:我们追求整体综合的思维,习惯于用整体容纳个体,这和西方从个体走向整体的思维方式正好相反。
如果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中国强调关系性的整体思维方式要比西方碎片化的个体思维方式更适合处理世界政治的大局。这几年世界之所以这么乱,就是因为美国等西方大国太在意个体问题(如恐怖主义、伊拉克、阿富汗等),而忽视了这些个体问题与世界秩序整体稳定之间的关系。但是,虽然中国的整体关系性思维具有理论优势,中国话语面对的具体问题却不是哲学理论的问题,而是如何说服世界的实际外交问题。
最近在澳大利亚智库重镇悉尼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开会,我问澳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的一位朋友是否理解中国的外交话语。他说,理解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合作共赢”这样的话语太模糊,不免有大而空的缺陷,从“合作共赢”本身实在看不出中国外交到底想干什么。这位朋友并不是对华强硬派;相反,他对中国具体的外交政策的看法极为积极与正面,认为中国确实做了很多实在的好事,但问题是中国没能有效地向世界解释清楚这些实在的好事。相反,这两年,在西方国家,对中国批评、指责甚至恐惧的声音不降反升。中国显然没能说服世界,中国外交的话语功底有待提高。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话语与外界认知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脱节。中国强调共同利益,外界则更在乎个体利益或者相对利益,这是他们认为“合作共赢”等说法太模糊的主要原因。讲个体利益,他们听得懂;讲共同利益,他们觉得太虚,认为是中国为获取一己私利而释放的烟雾弹。
这一点在中美关系上也表现的很明显。中国想和美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重点强调三点。一是中美不冲突、不对抗,这一点美国人听得懂,即便他们怀疑是否能做到。二是中美相互尊重核心利益,这一点美国人更听得懂,但他们无法接受,因为中国的某些核心利益可能伤害到美国的利益,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在他们看来对中国让步太大。三是中美合作共赢,这一点美国人就不大听得懂,合作共赢没有指出中国想要达到的目标或利益是什么,所以美国人就觉得有点虚,不易给出实质性的应对,就只好“打哈哈”敷衍了事。
此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框架概念实际上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表达了中国的一种愿望,但赋予这一概念实质性内容需要做太多的阐释性工作,中国疲于解释,美国疲于被解释,时间一久就失去兴趣了。也许,中国应该发展一套新的中美关系话语。和美国人谈,最好直接谈利益分配,这是他们最听得懂的。
比如,现在美国人最担心中国是否要把美国赶出亚洲,终结美国在亚洲的霸权。这种担心的前提是他们认定美国在亚洲的国家利益就是维护美国霸权。为何不直接开门见山和美国人讲清楚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态度呢?美国霸权不可能永久维持,但即便霸权不再,美国仍可发挥极重要的作用,而且中国希望美国发挥正面作用——我们应该让美国意识到这一点,帮助它从“美国例外论”的迷思中走出来。在当前变化的亚太秩序中,中国的利益是什么,美国的利益是什么,中美共同利益是什么,中美如何采取政策确保这些利益——谈这些实在的问题,美国人的脑子灵活的很。如果有些问题确实不好意思当面谈,可以叫第三国当中介,澳大利亚是中美在亚太地区最好的中介国,它是很想发挥一下中等强国的作用的。
中国如何说服世界?在现在的整体性大概念下,必须辅以具体细化的政策说明来支持这些概念所要表达的主张。此外,与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是在很多时候都适用的原则。对美国这样时刻关心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利益的国家,主讲利益分配;对澳大利亚这样游弋于中美之间的国家,主讲中国如何采取具体措施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对东南亚关心南海局势的国家,主讲中国如何管控争端;对日本这样一意孤行的国家,亮出我们的底线;对接受中国共赢观念并加入到“一带一路”合作中来的国家,更加强调共赢并辅以具体的政策说明。
总之,世界需要理解中国,中国也要做出最大努力让世界理解。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之所以让人耳目一新,就是因为习式风格兼具实在、风趣与睿智的特点,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说服力。说服力是一个国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外交话语必须追求的目标。否则,中国外交话语就会被认为只是“中国例外论”的宣传工具而已。这岂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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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张锋博士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高级讲师、贝尔亚太事务学院副院长、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曾执教于北京清华大学与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南海问题、亚太安全、东亚国际关系史及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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