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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中国外交难道不需要国际说服力吗?

5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徐进博士对拙文提出了一些极有见解的质疑和批评(徐文与张文请见“继续阅读”),对此我十分感谢。不过,徐进博士的反应却有不少对拙文误解的地方,我在此作一简要回应。

拙文想表达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外交话语的某些部分存在模糊与含蓄的特点,这与中国文化的整体关系性思维有关。因为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追求个体明晰性,中国的宏大叙事有时在西方人眼里就不免有点大而空。

拙文讨论集中在中国话语体系本身的特点,但徐进博士的反应完全转移了话题,认为西方抱怨的背后是中西之间的利益和权力之争。我不否认话语与权力之间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但这却不是拙文讨论的重点。对于拙文的主要观点——中国话语追求宏大叙事——徐进博士并未提出质疑,也没有进行讨论。

徐进博士引用了法国哲学家福柯关于”话语就是权力“的观点。这是颇令我惊讶的,因为福柯是“后现代主义”大师,而徐进博士后文提出的“实力强的一方掌握话语权”却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甚至接近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是不相容的。福柯所谓的“权力”和现实主义理解的“权力”完全是两码事。

徐进博士似乎认为只有西方人才觉得中国外交话语难懂。但在对拙文的评论里,有不少网友认为中国话语存在“不直接、打太极、含蓄、狡猾”的特点,可见抱怨的不只是西方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达巍博士有次参加关于中国外交的研讨会后感叹,会上许多人都抱怨中国外交理论让人看不懂,而这些参会的人都是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也许徐进博士认为中国外交话语没有什么难懂的,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对中国外交已经有了极深刻的理解之故,但这样深刻的理解却不是人人都有的。

徐进博士指出西方人和非西方人对中国话语的反应不同,俄罗斯、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就不说“合作共赢”大而空。但这其实印证了拙文的一个核心观点: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拙文写到:“对接受中国共赢观念并加入到‘一带一路’合作中来的国家,更加强调共赢并辅以具体的政策说明。”我认为“合作共赢”的说法在不少场合都有很好的效果,而且以后的效果会更大;但同时,中国外交话语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事务必须具有针对性,从而让“合作共赢”这样纲领性的概念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徐进博士认为中国外交话语的原则要以我为主,不必太顾忌对方的理解问题。任何一国的外交话语都以本国为主,这是毫无争议的。但在以我为主的同时,是否也要让外界听得懂呢?以我为主是否等同于自娱自乐呢?更重要的是,以我为主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加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说服力的目标呢?说服力当然远非国际政治的一切,但却是一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能让其他国家做它们本来不想做或者防止它们做本来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其实是一国权力的重要成分。

徐进博士指出中国外交要做到言行一致,对此我是完全赞同的。拙文的重点在于讨论话语,但完全没有贬低政策行为的意思。拙文曾建议:“在现在的整体性大概念下,必须辅以具体细化的政策说明来支持这些概念所要表达的主张。”这其实就是指言行一致。“言行一致”需有言有形,“行”从根本上更重要,但没有了“言”也不行。缺了“言”,言行一致又从何谈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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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张锋博士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高级讲师、贝尔亚太事务学院副院长、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曾执教于北京清华大学与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南海问题、亚太安全、东亚国际关系史及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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