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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复兴对海外华人的无形贡献

前不久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讲座,还未开始,一位慈祥老者就以洪亮的声音说:“以前听不到有人讲这个题目的,只在最近才慢慢多起来。”

我的讲座题目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儒家传统”,原是基于一篇理论性与历史性很强的学术论文,本不期望在大众中能有太大的“热度”。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不仅这位长者很有兴趣,还有不下20个本地高中生来听。高中生来听我的学术讲座,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忙问缘故,老者反问:“现在东南亚再也没有‘排华’了,当然,世界上也一直没有‘排美’,为什么?”我的反应是:“中国强大了。”老者认为正是如此,并称他不是学者,建议我留心相关方面的学术资料。我马上重温素来景仰的历史学家、执海外华人研究之牛耳的东亚所王赓武教授的相关著作,特别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华人与中国》一书。我的感想是:21世纪中国的复兴,真是对海外华人在当地社会地位的一个无形但却巨大的贡献。

中国人向来是没有移民的传统的,以中原大陆为根基的农业社会缺乏向海外进取的冒险精神,传统的儒家思想又建立在强大的家庭观之上,所谓“父母在,不远行”,安家重土的思想是极重的。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移民”都是不得已而为之,都是为战乱或自然灾害所迫,特别是在大一统帝国秩序遭到内忧外患的威胁的时候,称他们为“难民”或“逃民”倒更为恰当。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是在蒙元取代南宋之时;第二次是在明朝赶走蒙古人并禁止私人贸易的时候;第三次是在满清征服中国南部,特别是在统一台湾之后,当时许多前明遗民和郑成功家族的追随者迁往东南亚,使当地华人人数大大增加;第四次则是因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开关之后。

正因为这些“难民”是被迫而不是主动“出国”,他们在海外的生活大多艰苦,不免要经历一番原始“海外创业”的艰辛,而当时的中国朝廷是不可能给他们任何帮助的,因为“出国”在当时是犯法的,是要承受“不忠不孝”的大罪名的。清朝政府一直要到19世纪末才改变这种态度,而这也是在遭受了欧洲列强的几次致命打击后才得出的“血的领悟”。此时,已处于帝国黄昏的清王朝是寄望海外华人能用他们的财富和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帮他们一把了。

而在清王朝“领悟”出海外华人的巨大价值之前,这些华人已经遭受了诸多不幸。不管是在中国的近邻东南亚还是在千里之外的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有此起彼伏的排华现象。在19世纪的美洲,华人苦力劳工是非洲奴隶的替代品,在荒山野岭承担繁重的体力活,而且不受任何劳工条约的保护(清政府当然是想不到也没能力去和相关政府签订此类条约的)。他们受到的“待遇”,“非人”是不足以概括的,而他们能坚持下来靠的只能是自己的毅力和运气了。

即使到了20世纪,不管是在冷战初期还是在冷战结束后,居然都还有排华的暴力现象。印尼属于此中之“佼佼者”,苏哈托执政的早期如此(20世纪60年代),晚期也如此(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华人之所以受到民粹暴力分子的攻击,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如此,华人在当地社会的尴尬处境可见一斑了。

然而,我们要对海外华人的聪明勤奋与坚忍不拔、要对他们书写的这一部浩荡的辛酸史与成就史致敬!历史上,海外华人的艰辛与中国本身的软弱与动荡直接相关。现在,已经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当地公民的华人不需要与中国有直接的政治关联。然而,历史的情结还在,文化的根系尚存,当他们看到中国复兴乃至重塑在亚洲的核心地位的时候,也许能有一种扬眉吐气、一扫几个世纪以来的尴尬心态的感觉吧。至少,从那位老者身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激奋。

即如我,在英国读书在澳大利亚教书,也是借了中国复兴的东风的。而我能在新加坡做关于儒家外交的讲座,又何尝不是中国国际影响力上升之故呢。如果放在100年前,这个讲座只能批评儒家思想如何导致了中国的衰落。但现在,讨论的问题成了儒家思想如何能指导一个强大的中国。这真是中国世纪变迁的一个缩影。

现在媒体上还不时有中国人在海外旅游遭人厌的报道,但那恐怕是局限于一些日常行为举止中的礼仪问题,所谓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而且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在政治经济外交的国家与社会事物方面,中国人,不管是政府官员、学者还是商界人士,他们在海外受到的尊重是越来越多的。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对中国外交越发成熟的表现,老外是深知肚明甚至不乏溢美之词的。在某些方面,如中国的军事和安全政策,他们表面批评,其实深感敬畏。国外的有些严肃批评需要认真对待,有些则是故意打击我们自信心的政治作品,此中区别,不可不察。

一句话,中国人让人瞧不起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本文节选发表于《澎湃新闻·外交学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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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张锋博士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高级讲师、贝尔亚太事务学院副院长、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曾执教于北京清华大学与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南海问题、亚太安全、东亚国际关系史及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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