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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建“朝贡体系2.0”了?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西方主流媒体和评论界开始议论一个几年前根本不可想像的问题:中国是否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21世纪的朝贡体系?比如,颇具影响力的英国《金融时报》在去年北京APEC会议后刊文称,这次会议显示中国正在亚太地区构建一个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与帝制中国时代东亚地区的朝贡体系一样,这一新的朝贡体系也把中国置于地区秩序的中心,把其他顺从于中国的国家放在其外围或者边缘。该文甚至称,中国官方媒体把习大大描绘成了接受外国领导人朝贡的善意皇帝。此后,其他重要媒体如《华尔街日报》等也有对中国新朝贡体系的炒作。

当然,这只是对中国对外政策的一种想像或者臆想,朝贡体系尚不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之中。但不妨问:这种臆想的根源何在?不理解根源,就无法制定相应的措施来消除误解。不妨说,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和外交举措的多样化,外界的各种想像和误解也会越来越来多。外交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通过交流与沟通找到误解与误判的根源,从而增进对外政策的有效性。我曾对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做过一定的研究,即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主导权:东亚历史上的大战略与国际机制》一书对此有详细讨论。外界对中国构建“朝贡体系2.0”的疑虑,将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外交未来需要面对的一项挑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政策面临的主要话语挑战是“中国威胁论”。在不远的未来,外交话语的争辩很可能集中在中国地区秩序的构建上,而对“朝贡体系2.0”的疑虑将是其中的一个焦点。

这种疑虑的首要根源在于未来中国对外政策和亚太秩序演变的不确定性。因为未来极难预判,历史模式就成了帮助思考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可以与美国一较高下的情况下,亚太秩序将如何变化?在这一问题上,两种历史秩序最有借鉴性。一是美国从二战以后建立并维持至今的美国霸权模式。这种模式是以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同盟体系为根基,推广自由贸易和机制建设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很难想像中国会采取这种模式,因为其特殊的历史性,这一模式很难复制,况且长期以来反对霸权主义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核心原则。

第二种可资借鉴的历史秩序来自中国自己的历史资源,即中国在近代衰落之前在古代东亚维持地区秩序长达一千多年的朝贡体系。不少中国学者也在思考这种模式是否能为当代中国外交提供借鉴,外界的想像也不能说是空穴来风。除了上述所谓中国媒体报道给人留下的印象(或错觉)外,外界还从中国外交中找到三点“朝贡体系2.0”的迹象。一是中国外交中的双边主义倾向,而朝贡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永远都是双边而非多边的。二是当前经济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而朝贡体系下的中国外交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经济上的“厚往薄来”,即给予朝贡国远远超出贡品本身价值的回赐,并允许一定程度上的经贸关系的展开。实际上,与古代中国展开贸易关系并从中获利,是外国对中国进行朝贡的一个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动机。现在,中国重新拥有了这种维系古代朝贡体系的经济实力,而中国新的“一带一路”政策被解读为是用中国的经济实力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欧亚区域秩序。三是外界观察到的所谓中国在国际关系上越来越“傲慢”的大国主义态度,而这种态度也被与帝制中国等级性的外交模式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正在回到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之中。

当然,这些所谓体现“朝贡体系2.0”的蛛丝马迹很难经得起认真推敲。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多边主义在中国外交中的兴起,双边主义的比重就在不断下降。中国现在的经济外交,也绝不是朝贡体系下那种缺乏进取的“厚往薄来”。而所谓中国的“傲慢”,虽不能说是完全的无中生有,在总体上也是夸大其词。

但是,外界的疑虑虽然缺乏根据,却可能提示出中国外交努力的方向。我们可以通过外界对“朝贡体系2.0”的想像发现一系列中国外交需要处理的问题。例如,在中国总体物质实力远远超过中小国家而与美国逼近时,如何处理好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在中国外交中的位置?中国是否需要加大多边主义的力度从而为中国实力的使用争取更广泛的正当性?在经济外交上,如何在用中国的发展造福其他国家的时候,使这些国家不觉得在经济上形成了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在世界观上,我们是否还需要保持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的外交心态?

不过,“朝贡体系2.0”的想像所提示的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中国对未来地区秩序的设计问题。中国需不需要重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如果是,这一秩序与历史上的朝贡体系有何异同?如果不是,如何追求一个不以中国为中心但中国在其中的实力地位却大大超出其他国家的地区秩序?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中国实力地位与地区内大部分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是一个客观事实,区域秩序某种程度上的中国中心化因此也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如何在这样的实力等差与国际关系的平等公正原则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创造出一种等差和谐的秩序?或者,换一种说法,如何在客观中国中心化的情况下避免主观中国中心主义的陷阱?这可算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新问题。(本文节选曾发表于《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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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张锋博士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高级讲师、贝尔亚太事务学院副院长、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曾执教于北京清华大学与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南海问题、亚太安全、东亚国际关系史及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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